我就读研究生的詹姆斯库克大学（James Cook University, 简称JCU）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(Queensland)的汤斯维尔。澳洲的大学课程中，小组作业比重很大。但是我入学半年多，还没有和亚洲以外的学生同组合作过。这对于立志融入本地文化的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。今年年初新学期开始的时候，我决定改变，计划建立一个既有国际学生，又有澳洲本地学生的真正的’混合小组’。没想到，这个计划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困难得多，过程还有几分戏剧性。

作者参加学校组织的’鼓圈’活动，此活动旨在增进国际学生彼此了解。

COURTESY OF JCU INTERNATIONAL

被我选作突破口的是’IT项目实践’课。在这门课中，组员们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共同工作，历时一年完成一个真实的IT项目，组员的选择对于课程表现的影响很大。第一节课那天，导师就给每个人发了十几封很长的邮件，让我们从中选出中意的项目，然后就开始分组了。面对几乎一无所知的项目和一屋子陌生面孔，我知道自己必须快速做出决定。首先我和一个上学期同班过的印尼同学’结盟’，我知道他是个勤奋可靠的队友。这时三个澳大利亚本地学生举手示意对第一个项目感兴趣。印尼同学向我使了个眼色，我们马上也举手。一个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（简称PNG）的学生弗朗西斯也举手了，总共有六个人对这个项目感兴趣。

但是，课程要求每组最多四人，于是我们坐在一张桌子周围讨论如何拆分为两组。

我的如意算盘是让弗朗西斯和两个本地学生一组，我、印尼同学与另一个本地学生一组，这样每组都是’混合型’的。正当我搜肠刮肚，试图找到一套政治正确、不冒犯任何人的说辞的时候，一个本地学生说：’你们看这么分好不好？’说着用手在桌面划出一条虚拟的线，线的一侧是三个本地学生，另一侧是三个国际学生。我发现这种肢体语言非常巧妙，不需要遣词造句，而且看起来很随机，只不过三个本地学生’恰好’坐在一起，而且’恰好’被划到同一边而已。我和印尼同学没有找到什么反驳的理由，所以只好点头同意。这样的结果让我有些沮丧。之后又经过几次组员调整，在中国同学的建议下，我把弗朗西斯推荐到了别的组，又吸收进两个中国人，重新组建了一个’亚洲组合’。一切似乎又回到了’正常’而’舒服’的轨道。

在我所在的大学，这种’纯亚组’甚至’纯华组’的现象很常见。全校两万多名学生当中，中国学生大约一千多人（2013年数据）。在这些中国留学生周围似乎有一层无形的薄膜，把他们包裹在一起，与世隔绝，很难突破。我有一个中国同学，整个学期几乎完全没有说英语。这位同学为人友善，也善于与人打交道，但是他还是没有尝试去突破这层薄膜。上课听不懂的地方他就问身边的中国人；小组作业和期末复习与中国学生一起做，纯汉语交流；打工在中餐馆，老板说汉语；业余时间聚会、打球也是和中国学生一起。有一次做实验，他的电脑坏了。他像往常一样让我帮他问问老师怎么办。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同学就想逼着他说一次英语，谁也不肯帮他问。他在那台罢工的电脑前坐了差不多20分钟，终于起身去找老师。那老师立即很热情地到他电脑旁帮他解决问题。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听他说英语。他在这个华人人口只有1%左右（还有一部分只说广东话）的小城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纯普通话环境，而且运行良好。当然，有时候他也会抱怨，说这个地方’既荒凉又无聊’。

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。在美国，有的大学因为大量中国学生语言能力不过关而被迫降低授课标准。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，有时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小社会，甚至出现一些严重的行为问题。发生在美国加州，导致三名中国留学生被判刑的绑架、凌霸案就是一例。

为了帮助国际学生更好地适应学习任务、融入本地环境，我所在的大学做了不少努力。例如把授课视频传到网上，供没听懂的学生反复观看；还有一种’手把手教程’，把实验步骤划分为最基本的操作，附上图片，保证没有任何基础的学生也可以按部就班地顺利完成。此外每周还有免费午餐会，为国际学生创造交朋友的机会。

即便如此，还是有一些隐形的障碍干扰着不同族群学生之间的合作。有一位中国同学，他听说我在IT课没有和本地学生同组，竟然替我庆幸。他说自己曾经有三个本地队友，那段经历不堪回首，因为分组一结束，他就再也看不到这几位队友的踪影了。他只好独立完成四个人的工作，连按时按量交作业都困难，差点’挂科’。团队作业是学业评估的必要部分，如果不能在截止日期前提交合格的作品，整门课都会不及格。按照学校规定，如果’挂科’，需要重修并再次缴纳这门课的学费。对于留学生来说，每门课学费3000多澳大利亚元，折合人民币大约1.5万元（悉尼、墨尔本等大城市的学费更贵）。然而本地学生没有这个压力，澳大利亚政府给本国学生发放丰厚的财务补助，学费低廉。与兢兢业业，力求安全毕业的留学生不同，本地学生往往更注重享受生活和发展个人爱好，例如组建摇滚乐队等。’他们根本不在乎’，那位同学说，’我当时是‘一拖三’，活儿都是我一个人干，拖着他们走。如果你能力强能拖得动，那还好。一旦拖不动，就都挂了，但‘破财’的只有你一个人。’

当然，潜在的’问题队友’并不仅限于本地学生。中国留学生圈子里还流传着对印度学生的一种看法，认为他们出来留学，大都是想’黑在这边’打工。我知道这是一种刻板印象，但似乎也并非完全出于捏造。我的另一个中国同学，由于准备不充分，在大多数同学都已经组成团队的时候还是’孤家寡人’，最后找到两个同样’掉队’的印度学生。据他讲，这两个学生每周7个晚上都要在餐馆打工，周末两个白天还要洗车10个小时。每周打工时间超过40个小时，基本无暇顾及学业。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国际学生每周最多打工20小时，因此他们多出来的20多小时工作时间属于’黑工’。印度学生也有他们的苦衷。相对于印度的收入水平，澳大利亚的物价高得令人咋舌。与很多得到父母全额资助的阔绰的中国学生不同，印度学生大都需要更多的打工时间以获得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。

还有一位我在汤斯维尔最好的中国朋友，他曾力阻我和PNG的学生同组，原因是他’惨痛’的经历。他在校外租房住，前后共有过三个来自PNG的室友，每个都制造了不小的麻烦。其中一个违反事先约定，半夜里在家中举行聚会，吵得其他人睡不着觉，喝醉以后还往我朋友的女友车里撒尿。另外一个女租客和我们一样也是JCU的学生。她先是声称没钱，暂时交不上房租，只把一个iPad交给我的朋友算抵押。之后几个月消失不见。根据澳大利亚法律，租客就算拖欠租金，任何人也无权进入或清空她的房间。然后有一天，她趁着我的朋友不在家，突然回来把自己的所有物品搬走了。搬走后她继续在JCU上课，拒绝补交拖欠的六个月房租，还要求返还iPad。后来我陪我朋友去报警。警局接待我们的女士问明情况后直接就说：’房租问题属于民事案件，警察管不着。但是那个iPad你需要还给她。澳大利亚法律不允许私自扣押他人财物，如果她告你盗窃你会很麻烦。’离开警局后，这位朋友恳切地对我说：’我求你了，千万别跟那个地方的学生一组。你这个项目要做一年，不是闹着玩的。’

《纽约时报 WEGZUDE留德圈》